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哪天成立的？
也许不少人下意识以为是7月1日。
其实，中国共产党成立于7月23日，并不是7月1日。
7月1日是党的诞辰纪念日，源于1938年在延安，陕甘宁边区等根据地开展庆祝党的生日活动，因一时弄不清确切日期，毛泽东和董必武商量后，定下了这个日子方便纪念活动开展。
中国共产党最初是如何诞生的，是一个海内外所关注的话题。
著名作家叶永烈在上海作了长时间细致的采访，又专程赴北京及嘉兴南湖访问，历经十余年考证，写就了《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一书。
这本书是首部完整披露中国共产党建党始末的巨著，最早出版于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前夕，引起了广泛关注，同时一字不易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仅仅改了书名。
中共一大上海会址在哪里？
1950年初秋，上海黄陂南路上，一男一女缓缓而行。
女人年纪不小、衣着朴素，一直东张西望，像在寻觅什么。
谁也想不到，这个女人是大汉奸周佛海的妻子，名叫杨淑慧。
而一起的男人则是位便衣军人，他们是在做什么？
事情还得从几天前说起：
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的沈之瑜和市委宣传部的杨重光接到了市委宣传部的命令，要去寻找中共一大上海会址。
因为次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中共上海市委已将寻找一大会址看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最早只听说是在法租界开的会，但法租界太大了没法寻找。
幸好宣传部从上海市公安局得到消息，周佛海的回忆录里提过出席一大的情形，他的妻子也能够帮助寻找会址。
原来，当时周佛海的儿子正在市公安局工作，提供了宝贵线索。
沈之瑜从图书馆一堆封存的书里，翻出了周佛海的《往矣集》，书里提到代表的住宿地是“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开会的所在是“贝勒路李汉俊家”。
寻觅范围一下缩小到贝勒路及其附近，不过这个范围仍然不小。
贝勒路于1943年改名为黄陂南路，北起延安东路，南至徐家汇路，马路两侧有两千多座房子，何况李汉俊于1927年在汉口遇害，房屋早已易主。
沈之瑜见到杨淑慧后，得知杨去过李家几次，印象不太深了，但杨住过当年陈独秀的家，清楚记得就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
杨淑慧建议先去找陈的家，环龙路已改名为南昌路，但基本保持了原样，杨很快寻到了老渔阳里——如今的南昌路一百弄。
杨淑慧在弄堂里一排排石库门房子间找到了二号，带着沈之瑜、杨重光边参观房屋，边回忆了当年的屋内布置和各种往事。
这里是陈独秀的故居，也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更是中共成立之后最早的中央工作部所在地。
首战告捷，沈之瑜、杨重光都很兴奋，之后两人进行分工，沈负责找李汉俊的家，杨负责去找博文女校。
博文女校1933年便消失了，杨派人翻阅解放前的上海中小学注册簿，查到地址后在老街坊的帮助下，找到了当年毛泽东等人下榻的二层楼房。
李汉俊家相对难找，因为贝勒路早已从比较荒凉变得路两旁全是房子，这便有了本节开头一幕。
当天，杨淑慧没有发现，后来她又独自寻访，终于有了眉目，于是找到沈之瑜再去查访。
杨指认位于黄陂南路与兴业路交叉口的“恒昌福面坊”像是李家，不过房子模样大变。
沈后续调查了解到房屋历经出租住人、改建为酱园、开设当铺、改开面坊，这才变得面目全非。
1952年7月1日，上海《解放日报》第二版
中共一大文件惊现美、苏
会址终于找到了，之后还恢复了当年原貌，但会议的内核——中共一大文件，却茫然不知所踪。
健在的中共一大代表都记得，会议曾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显然是极其珍贵重要的历史文献。
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献当时只有手抄稿，在动荡的岁月里，这些手稿能保存下来吗？
1937年，海伦·斯诺就在陕甘宁边区问过董必武中共一大文献的下落，董必武回忆说这些文件都丢失了。
时光流逝，中共一大文献杳无音信，遍寻不着……但完全出乎意料的事，发生在了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
1960年，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教授韦慕庭（中文名，原名C.马丁·维尔巴）非常兴奋和忙碌，因为该校图书馆从尘封的资料里，发现了一篇1924年1月的该校硕士论文。
作者署名“Chen Kung po”，与“陈公博”同音，论文题目译成中文则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韦慕庭知道陈公博是著名的大汉奸，他怎么会写出这样的论文？
他怀疑作者是否另有他人，调阅了学校档案，从《注册登记簿》里查到了此人的三次注册记录，三次登记的生日信息都不一致，出生地广州也与陈公博出生地广东南海不同。
他觉得前者是因为阴历、阳历换算有误或笔误，而后者也许是因为怕美国人不知道“广东南海”，干脆写成了“广州”。
这篇论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写于中共一大之后的第三年，它的附录里还收了六篇文献：
附录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一九二一年）；
附录二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一九二一年）；
附录三中国共产党宣言（一九二二年七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附录四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二年）；
附录五中国共产党章程（一九二二年）；
附录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二三年）。
其中，附录一、二、四、五是散失多年，连共产党自己也未曾找到的重要历史文献！
韦慕庭全力以赴进行了各种考证，确认是参加过中共一大的陈公博于1923年赴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后所作的论文。
陈公博的论文是用英文写的，所以美国发现的是中共一大文件的英文稿。
因为当时中美关系等因素，韦慕庭的发现直到1972年，才被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部的李俊臣从外文文献中挖掘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的中共党史专家们也在寻觅中共一大文献。
1950年，有人从军阀张作霖下令编辑的《苏联阴谋文证集汇编》里发现了苏联人葛萨廖夫写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详细记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提到了讨论第一个纲领的情况。
重大的进展是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后，苏共应中共的要求，交还了一些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
经过检查，其中发现了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
多年后经过比对，英文、俄文两种版本的中共一大文件只有翻译上的字句稍有不同，意思完全一致！
这清楚表明，英文稿、俄文稿在当时是根据同一中文原稿翻译的。
中共一大何时召开的？ 今人查网络，很容易得知中共一大召开时间为1921年7月23日至31日。 但在上世纪很长时间里，哪怕是健在的一大与会者们，也弄不清具体的时间段。 为何？ 科学家指出，人的记忆力中最弱的是数字记忆，包括了对于电话号码、门牌号、日期等的记忆。 由于人们对于日期的记忆最弱，加上时间久远和当时国人习惯于阴历，当事人们一般记得会议召开年份，对月份、日期则是一片模糊、众说纷纭。 毛泽东1936年回忆是“五月”（可能指阴历），董必武1937年回忆是“七月”，陈谭秋发表的俄文文章则表明是七月十五日之后…… 韦慕庭研究陈公博的论文后，参考中国大陆、港台及英、美、苏联的各种文献，进行了详尽的考证，最后认为陈公博所说的“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日开始，到七月三十日结束”近乎是一大的起止日期。 只是“近乎”而已，至于精确日期，韦慕庭无法确定。 1961年的北京，还是革命博物馆的李俊臣在通读《新青年》时，发现了陈公博1921年8月所写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黄浦江旧称）》。 这篇文章传世40年，谁都以为是篇普通游记，但李俊臣却认为文中暗藏“密码”，他这么破译： 暑假期前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是遮掩之语），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学社”是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指赴沪参加中共一大），而且我去年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假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七月十四日起程赴沪。 此文记述了“我和两个外国教授去访一个朋友”。那“两个外国教授”被侦探“误认”为“俄国共产党”——其实指的便是马林和尼柯尔斯基！至于那位被访的朋友，文中说是“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中有“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各书”——这“李先生”不就是李汉俊吗? 这篇文章表明，陈公博离开广州是七月十四日，抵沪是七月二十一日。抵沪的翌日，与两位“外国教授”见面，即七月二十二日。这便可以推知中共“一大”是在七月二十二日或稍后召开…… 后来，在共产国际档案里查到一篇俄文文献，点到了“七月二十三日”这个日子。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的邵维正在1980年发表论文，从代表行踪、可以借助的间接事件、当时文字记载三个方面加以考证，推定会议召开时间为“1921年7月23日至31日”。 他的论文解决了历史悬案，受到了胡乔木的赞许，并荣立二等功。 关于闭幕日期的考证，有几个间接事件可以参考。 陈公博曾撰文回忆说，法国警察闯入中共一大会场李公馆时，他没有离去，警察走后他才离开。 他费了很大力气才甩掉“尾巴”，回到下榻的大东旅社，但第二天早上隔壁房间就发生了凶杀案，吓得他不敢再去嘉兴，带着妻子去了杭州。 他在游记里则提到案子发生在7月31日。 邵维正查阅了当时上海各报，也都报道称此案发生于7月31日。 另外，陈公博的硕士论文里提到，法国警察突然出现在李公馆，是“在大会的第一周周末”，而7月30日正是周六！ 由此，历史学家准确推定了，法国巡捕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日子是7月30日。 因为危险来临，才有了转战嘉兴南湖。 关于南湖会议的日期，也就是中共一大闭幕日期，许多当事人回忆是法国巡捕骚扰大会的翌日。7月31日也是现在多数党史专家认可的日期。 不过董必武、张国焘、陈公博等人记得是隔了一日。 但是，查阅1921年8月2日的《申报》，报道称8月1日下午嘉兴狂风暴雨，吹翻了南湖游船四五艘。8月3日、4日，《申报》还继续报道此事。 然而，所有的一大与会者回忆中，都未提及狂风暴雨之事，说明南湖会议不可能在8月1日举行。 出席中共一大的共有15人，其中国内同志13人，共产国际代表2人。 当初冒着被密探逮捕的危险与会的13位国内同志，后来又走过了怎样的人生道路？ 自古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 在那个积贫积弱、动荡不安的旧中国，有的人干革命毁家纾难、粉身碎骨，是希望“敢教日月换新天”；而有的人“干革命”游走横跳、投降叛变，只是想“城头变幻大王旗”。 好比周佛海，年轻时也想要“替国家做事”，想做“为国家争光荣的大外交家”，也想过“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 后来的历史证明，他痴迷的不过是高官厚禄、荣华富贵。 用鲁迅先生的杂文《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中的一段话来形容那张大餐桌周围十三人后来的行进轨迹，再恰当不过： 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在艰难险阻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发展了，壮大了，现在已经拥有近1亿党员，是世界第一大政党。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