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中国人，估计少有没接触过以下文艺作品的：
《歌唱祖国》《南泥湾》《咱们工人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白毛女》……
不仅读书时课堂上会学到，日常生活里也常能听到，很多人都能唱出来。
不过，你可能不知道，这些国民级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江苏人名字。
作品的耳熟能详与作者的默默无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反差深深地触动了南京图书馆馆长陈军。
为此，他花费一年多时间编著了《宝塔山下江苏文艺人》，追溯、还原延安时期（1935年—1948年）江苏文艺人的故事：
他们不远千里，为信仰奔赴延安；他们无惧艰难，为时代需要投身文艺战线。
这本书钩沉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南京王家乙与电影《五朵金花》、苏州麦新与《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中国摄影之父宿迁吴印咸、中国舞蹈家协会首任主席苏州吴晓邦、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盐城胡乔木……
在延安时期，他们在宝塔山下学习精进、挥洒才华，奔赴各条革命战线上作出贡献；建国后，他们又成为新中国文艺战线的奠基人、主力军。
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燃情岁月。
没有他的一钩，
就没有小提琴《梁祝》
你知道迄今为止，全球上演频率最高的中国小提琴协奏曲是哪首吗？
是《梁祝》。
它是新中国最重要的一部民族化小提琴协奏曲，广受赞誉。日本著名音乐家小泽征尔说过：“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这支曲子是很神圣的，必须要跪着听。”
而这样的名作，不是常州音乐家孟波的打钩力保，估计都不会问世。
1916年，孟波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贫苦工人家庭，幼年的他受到家附近澡堂工人们拉琴唱歌的熏陶，激发了对音乐的最初兴趣，他开始试着练习演奏笛子等乐器。
1931年，孟波在上海当学徒期间，自学了风琴、二胡等乐器的演奏技能和文化知识等。
从1935年起，他加入了多个音乐团体，参加了上海左翼剧联音乐小组，经常和冼星海、麦新、吕骥等进步词曲家探讨交流。
他积极从事左翼音乐运动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与麦新先后编辑出版了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救亡歌曲集——《大众歌声》，并一起创作了《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抗日歌曲之一。
1943年秋，孟波抵达延安，任职于鲁艺。他与贺绿汀一起筹建了中央管弦乐队，还先后在华北人民文工团、华北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任职。
在延安，他和“晋察冀军区的金嗓子”严金萱结为百年之好，严金萱后来也是作曲家、教育家。
1949年后，孟波历任多地文艺界多个重要领导职务，《梁祝》就诞生于他担任上海文化局长兼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期间。
1958年春，孟波调任这两个职位。上任伊始，他就着重推动了音乐创作的民族化、群众化。
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组织何占豪、俞丽拿、丁芷诺等学生组成“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他们的创作探索还得到了来校视察的文化部党组书记的肯定支持。
1958年初秋，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献礼，小组报送了大炼钢铁、女民兵、梁祝3个题材给校党委审查。
在当年“大炼钢铁”、民兵训练热火朝天的大环境下，孟波没有选择热门题材，而是在表现爱情的“梁祝”旁打了钩。
据作曲家陈钢回忆，孟波的选择不仅有魄力，还冒了很大风险，“没有他那么一钩，就没有《梁祝》”。
这一钩招来了非议，有人认为“梁祝”宣扬才子佳人，是封资修。孟波力排众议：“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殉情，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意义”。
孟波还在审听初稿时，提出了一条关系作品成败的重要建议。
他建议尾声增加一段“化蝶”，他认为不能把艺术中的浪漫主义简单机械地等同于封建迷信，这也是人们对美好事物向往的体现。
没有他的指导，今天的《梁祝》肯定就不会那么美。
作品也因这一改动规范了艺术架构，升华了主题，评论家因此称“化蝶”为全曲的“点睛之笔”“灵魂所在”。
冼星海送他的笔，
间接催生了《歌唱祖国》
有一首歌，历经七十多年风雨，仍在广为传唱，被誉为“第二国歌”，你知道是哪首吗？
也许不少人猜到了：“是《歌唱祖国》！”
它的词、曲作者都是江苏无锡人王莘。
1918年，王莘出生在无锡荡口镇的一个普通农家。14岁前，他在教会小学的教育及多才多艺的姐夫熏陶下，学会了吹笛子、拉二胡。
1932年，家贫辍学的他来到上海，在百货商店做店员，结识了音乐家冼星海等人，成为进步青年。
1938年，王莘抵达延安，成为鲁艺第三期音乐系学员，师从冼星海、吕骥、向隅等。
在毕业后的革命工作历练中，他创作出《晋察冀》《选村长》《永远跟着共产党》等革命歌曲。
1949年后，他先后担任了天津市音乐界、文艺界多个重要领导职务，并当过中国音协常务理事。
王莘是怎么写出《歌唱祖国》的呢？
那还得从恩师冼星海送给他的一支笔说起。
当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在鲁艺排练演出时，王莘担任《河边对口曲》的领唱。
1937年7月7日晚，王莘接到任务将离开延安。临行前他向恩师告别，恩师送给他一支活动铅笔，并说：
“我用它写下了《黄河大合唱》，我希望你也能用它写出激动人心的传世之作来。”
从此，王莘有了写出一首好歌的梦想。
1949年天津解放，王莘带领“华北群众剧社”进驻天津。
在开国大典前的一次工作会上，有人提议每人创作一首新歌来献礼，得到了大家一致赞同。
王莘更觉得责任重大，为了带头写出歌颂祖国的好歌，常常苦思冥想、夜不能寐。到1950年夏天时，他写出100多首歌曲，有6首公开发表，但始终没有传唱开来。
1950年9月15日，王莘去北京办事，返程路过天安门时，被金色晚霞笼罩的天安门广场吸引了，抬头看到鲜红的五星红旗在霞光中高高飘扬，更是心潮澎湃。
当时，广场上锣鼓喧天、鲜花如海，一队队少年儿童唱着《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迈着整齐的步伐练习队列，准备接受国庆检阅。
看着朝气蓬勃的孩子们，想着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王莘豪情万丈，这不就是自己心中最美好的祖国吗？
32岁的他灵感突现，前面4句歌词脱口而出。
登上返程火车，王莘边唱边写边打拍子，歌词、曲谱几乎同时喷薄而出，找不到纸，他顺手撕开香烟盒，在背面继续创作。
凌晨三点到家后，他叫醒妻子王惠芬。妻子当时怀孕，火冒三丈，可一听这歌就消气了，提醒丈夫抓紧记录词曲。
就这样，一夜时间三段歌词完成了，他们的大女儿也恰巧在几小时后降生。
经过一番波折，《歌词祖国》发表并逐渐传唱开来，并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力推和毛主席的赞扬。
现在，《歌唱祖国》已成为中国各种重大活动的礼仪曲、开场曲或结束曲。
最能“造星”的导演，
拍出“商业”谍战大片
年初，《哪吒2》勇登全球电影票房榜第五，万众瞩目，导演饺子也受到舆论热捧。
同时，也有导演林超贤因为《蛟龙行动》票房不行，表示接受不了。
也许很多人想不到，不是改革开放后，电影导演才操心市场和票房，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陆导演就会担心票房了。而且，其中的佼佼者还擅长制作大片和打造明星。
共和国第一代导演严寄洲1962年导演了军旅喜剧片《哥俩好》，是根据话剧《我是一个兵》改编的。
但他觉得名字不行，没人看，每天苦思起啥名。有天早上醒来，他恍惚听见喝酒划拳的嘈杂声和“全福寿、哥俩好”，感觉太棒了，就叫《哥俩好》！
严寄洲特别重视电影名，认为一般观众对电影名有兴趣才会进影院，片名起不好，票房非大跌不可。
他给《战争在继续》改名《猎字九十九号》，给《三个共产党人》改名《三个失踪的人》，均是点石成金、大获成功。
1917年，严寄洲出生在江苏苏州常熟县的商人家庭，从小就喜欢绘画、唱歌、创作。
参加革命前，他在上海世界书局印刷厂当练习生。
一番坎坷波折后，他经上海地下党帮助前往延安，就读抗日军政大学，参加八路军并入了党，参与了文艺战线的革命工作。
1949年后，严寄洲于1953年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当导演，先后导演了25部故事影片。
他的成名之作是1958年执导的《英雄虎胆》，被公认为新中国电影史上最成功的惊险片之一，被视为国产谍战题材影片的教科书。
他在一堆作废的剧本里，慧眼识珠挑出描写10万大军剿匪但故事庞杂繁碎的《北仑河畔》，亲自去广西补充搜集材料，重新修改删减内容，并将看似风光片的名字改为《英雄虎胆》。
他一反常规，请刚从北影表演训练班结业的于洋扮演男一号侦察科长。不到30岁的于洋眼睛明亮机灵，非常富有表情，出演后名声大噪，一夜红遍大江南北。
他还选了常演纯情少女的24岁王晓棠饰演漂亮女特务阿兰，这一角色被观众誉为“最美女特务”“国内银幕第一女特务”。
1959年，他执导《海鹰》，让27岁的王心刚与25岁的王晓棠出演夫妻。王心刚与王晓棠颜值相当、配合默契，特别是两人在片中开着吉普车兜风的画面迷倒了万千青年观众。
在《野火春风斗古城》里，他继续让王心刚与王晓棠扮演“红色恋人”，成就了两人的盛名。王心刚有了“银幕第一美男子”的美誉，他与王晓棠成为最早的银幕CP，被誉为“最佳银幕情侣”。
他最早在中国电影里运用电子音乐，让29岁才银幕首秀、时年33岁的斯琴高娃饰演《再生之地》的女主角日本人，影片上映后引发海内外热烈反响。
他还挖掘成就了演员张勇手、袁梦娅，拓宽了已经成名的陶玉玲的戏路。
严寄洲虽然是老一辈艺术家，但他挖掘演员、成就明星的本事和富有市场意识的头脑，当下饱受市场化洗礼的很多导演也比不上呢。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这个在中国地图上并不起眼的西北小城，却成为无数中国进步青年心中的圣地。
广大知识分子克服艰难险阻，热情奔赴延安。
作者聚焦延安十三年时期学习、工作在文艺战线上的江苏籍人员，力求真实、客观地展现他们的工作、生活，展现历史的鲜活细节。
比如，作者提到，陕甘宁边区1939年颁布的机关津贴标准，从5元到1元，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是5元标准。
而《萧军日记》1940年9月26日记载延安作家的待遇等级，从特等到工作人员一共五等，其中每月甲等12元、乙等8元、丙等6元、工作人员4元。
毛泽东的津贴仅比工作人员多1元，由此可见延安当年对知识分子的厚待。
书中真切真挚地记叙了60余位江苏文艺人岁月深处的留痕、甘苦交织的历程、奋斗不息的状态与一生追求的得失。
作者通过时代窥见人物，通过人物梳理时代，将时代的底色牢牢地与人物命运交织于一起，展现时代丰盈的血肉、真实的心跳、跌宕的情感，传递了一个时代的精神。
有时间听听《宝塔山下江苏文艺人》，会很有收获。
参考资料：《专访|陈军：不能忘却宝塔山下江苏文艺人》，刘静妍，“现代快报读品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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